韦伯斯特态度和蔼，脸上没有一丝一毫伪装之色。后来人们发现有关韦伯斯特的传闻是和下列事实完全吻合的：帕克曼来收取债务，韦伯斯特把欠账付给了他，帕克曼撕了借条，然后帕克曼就离开了。霍姆斯捐了一笔款子帮着支付韦伯斯特辩护团的费用，他把钱夹在一封慰问信里寄给了韦伯斯特夫人。霍姆斯作证说韦伯斯特是一个高尚的人，说他卷入这样一桩罪行绝对令人难以相信。他还向陪审团解释说，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据以断定在韦伯斯特的房间里发现的痕迹是帕克曼先生遗留下来的——它们有可能是他的，也极可能不是。

不是霍姆斯对帕克曼缺乏同情心。毕竟，乔治曾经是医学院最慷慨的赞助人，他捐款购置了医学院在诺思·格罗夫街的设备，甚至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这个职位，也就是霍姆斯医生现在的职位，也是他捐款设立的。霍姆斯甚至还在帕克曼的纪念仪式上说过一番赞颂他的话。说不定帕克曼可能发疯了，精神恍惚地走丢了。保不准这个人还活着，而他们在这里依据最荒谬不过的间接证据要对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处以绞刑！莫不是那个门房在可怜的韦伯斯特逮到他赌博后害怕失去工作，从医学院的大量实验品中找来了骨头碎片，然后在韦伯斯特的房间里放得到处都是，炮制出一个似乎另有隐情的场面？

像霍姆斯一样，韦伯斯特是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后来进了哈佛大学。他们俩虽然都从医，彼此的关系从未密切到特别的程度。可是从韦伯斯特被逮捕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这个可怜的人因自己给家人带来了耻辱而万分痛苦并企图服毒自杀后，霍姆斯医生觉得他们俩的关系比自己和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要密切。突然发现那个陷入了即将毁灭的境地的人就是他自己，这难道不是很有可能吗？